吉登斯的反对意见提出了关键的问题评论家所说的理论知识到底意味着什么？上面的引文清楚地表明，吉登斯认为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理性化的概念可以应用到理论知识的定义中，韦伯的理性化强调了有目的(直接目的)的行动(最明显地出现在行政系统结构的发展中)，同时也涉及抽象和系统的原理、典籍和标准(行政组织的整体)以及行动者对抽象知识的需求(系统应该怎样运作)。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知识只不过是有关行政机构运作的经典规则和程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问到底理论知识中有什么新的元素？因此，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对知识的强调，本质上不过是延伸和积累了工业主义的优势，那么，我们不禁又要质疑—后工业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新颖性？
这让我们对“理论知识”的准确性产生更大的质疑。如果“理论知识优先”是指那些在课本上经典化的已知科学原理(水的沸点、物体的传导性等)，也可以认同。然而，如果理论知识包括了假设的模型，比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关系贫穷和生活机遇的关系、或者社会阶级和教育机会的关系，这又另当别论了。可能理论知识与物理规律的区别只在于程度的高低，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如果理论知识被视为现代生活专业系统的主要因素，它能操纵水力和污水系统、空中交通管治和电话网络等各类服务业的运行，同时它也组建了以确定原理(如毒性、安全极限等等)为基础的活动监控系统，这样的理论知识又是另一种定义路径了。又或者，理论知识被理解为一种趋势，个人和机构倾向于在他们改造未来的行为之上表现出更多的自反性，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后，如果理论知识是由教育证明(一个普通的策略)特许的，那么这又涉及了不同的意义，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虽然理论的优先性是当前历史的标志性特征，但不准确的理论知识定义，不禁让人质疑它是否能作为辨析信息社会的标准。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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