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陆在过去25年间一直间断地发生着严重的政治骚乱，冲突通常在伦敦、利物浦、伯明翰、布拉德福和布里斯托尔等中心城市爆发，然后扩散至周边地区，甚至发展到郊区的海威考姆勃。我们不知道此种骚乱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但它们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翩然而至。在遥远的巴黎(2005年底，巴黎的暴乱一直持续了几星期)和洛杉矶(1990年代一直断断续续地爆发骚乱，造成了重大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也发生过类似的骚乱。我们的私人关系也正经历着不那么激烈，但却让人忐忑不安的变化，这一切都集中反映在家庭模式的转换(社会学家喜欢把它称为“家庭的选择”，包含男女同性恋关系、同居和再婚关系的家庭)以及父母的焦虑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以身作则、风范后代(离异家庭的子女也日渐普遍)。道德的护卫者会大声疾呼“回归基本的家庭伦理”，而政治家则坚持“尊重”，但城市的非法行为已一发不可收，如果认为儿童仅仅是被“喂养”长大，我们的婚姻也不大可能回到“至死不渝”(tilldeathus do part)的境界。
我们很快就会清楚所有的混乱，归因于这个时代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介，前所未有，信息唾手可得。每天足不出户，打开电视，我们就能了解政治的不稳定、经济的困难和令人烦扰的社会问题。每个家庭不仅能收看电视，而且还能从广播、报纸、杂志和免费广告上获取资讯。毋庸惊讶，人人皆知现实的瞬息万变。的确，这些变化必然会引发激烈的论争，但变化本身的范围之广和速度之快简直不容置疑。
人们已经十分洞悉这些变化了，因为媒介总是提醒我们—剧变的核心特征是信息和科技，它们操纵着变化。由于收集和传递信息的新方式的出现，大众媒体自身也在根本上嬗变—在过去，轻型摄影机的发明使媒体能够到达过去无法深入的地区拍摄；而现在，全球卫星系统在几分钟内就能接收几千英里之外的图像。全世界都能同时见证柏林墙的倒塌、关注南斯拉夫在1992年到1996年间的分裂，以及2001年9月，双子星楼被恐怖分子所驾驶的民航飞机所撞倒。社会的符号环境包括书本、小册子、广播、电视、录像、网络等各方面，其迅猛扩张意味着有关两性关系、人们的欲求和困难(对艾滋病所应持有的态度和行为)等议题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的意识，且会受到比以前更多的关注。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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