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当前的变化中，重中之重是增加受众接收的信息。例如，今天许多“信息饱和”的新职业，它们不再需要体力工作者，而是需要拥有演讲、写作和领导能力的人才。举一个贴切的例子，过去的煤矿工人，现在只能在比米什和达拉谟镇等地区的工业博物馆向旅客介绍煤矿的改造。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信息传播科技乃构成混乱的必要元素一—工厂应用的电脑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增加职位，同时未来的许多工作都需要熟练操作电脑。而且，计算机化加速了现代社会的演变，劳动力也要随之作出适应性的更新。更进一步地说，无线电通讯在全球的延伸，不仅意味着人们足不出户，坐在电话、网吧和电脑前，要联系朋友和世界各地的关系真是易如反掌，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和政治战略的构建必须敏锐地考量全球性因素。
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信息和信息科技与此巨变相联系，但大家都会承认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近几十年它的速度不断加快，而信息是该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此外，变化并不仅仅只是一连串的事件和紧急状态。过去也常发生比现在更激烈复杂的动乱，例如，在1939一1945年发生的剧变，令现在的所有动乱都变得黯然失色。因此，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变化不仅使我们遭遇各种各样的紧急事态，而且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常规挑战。二战后，为了改善战乱生活，国家竭力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创造为大众所熟悉的生活世界，工厂可以重新营运，人们重操旧业，恢复往昔的生活习惯。从过去稳定工作(或职业)的废除到各行各业的重建，从对国民身份的信任到对健康和安全的警惕，在当今社会的各领域，飞速而广阔的变化对我们提出了全面的挑战。
不计其数的人试图去理解这些变化的主要形式，本论著涉猎到一部分，而剩下的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章节继续讨论。某些学者认为，我们正处于工业社会(industrial)到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的转型之中，根据丹尼尔·贝尔和其他学者的意见，社会正从制造业转换到服务业；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指出，社会是从现代(modern)转型到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 world)；对于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约翰·厄尔里(John Urry,1987)来说，社会是从组织化(organised)资本主义到无组织的(disorganised)资本主义；可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却认为这些变化揭示了“历史的终结”，在失败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t)试验面前，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每个学者都试图用不同的侧重点解释完全相同的现象，因此他们对变化的意义的阐释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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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