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关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阐述涉及了太多概括性的思想，难逃评论家的诟病。比如，这一阐述把英国战后几十年的社会描述得太稳定和繁荣，低估了贫穷、冲突和经济不稳定等棘手问题的严重性。生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都觉得费解，这个时期被描述得太美好了，反对贷款的禁忌消失了，而英国的工业也似乎不会受到来自外国的竞争。再进一步看，对于北美和西欧的战后特殊发展经验来说，福特主义的叙述概括过于简单抽象，对于马来西亚、日本甚至意大利和希腊而言，对其应用价值的争论悬而未决。
而且，时代的划分也令人疑惑，我们并不清楚福特主义出现的准确时间。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建立了他的工厂，到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他的论文里原创性地运用了福特主义概念(Gramsci,1971，pp.277—318)。而我们也清楚，英国落后于福特主义的领先国家一美国，但是为英国贴上政府干预这一标志性标签的固定时间—为什么不是1945年以前？对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例如，比较一下英国和美国的放任政策的分量)。
在本章的后面会介绍更多有关调节学派理论的批判思想，但在此，我们还是需要更好地理解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并把它与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社会经济趋势进行关联性考量。在1973年，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石油价格的飙升，人们已经意识到，动荡发生了，福特主义体制难以为继。后福特主义体制，以逐渐侵蚀福特主义的趋势为标志，应运而生。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变化的中心是操纵、存储和运用信息的方式。
全球化
全球化是导致福特主义衰落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它也被视为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决定性特征。在近几年，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家、政治和企业领导人控制变化时最常用的术语之一(Held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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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