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国家现在或多或少地都在热心地向跨国公司寻求投资，但其必要前提则是国家必须服从于按照市场运行的企业利益(也就是最大化企业的利益)，同时市场也不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国土内。因此，某个政府决定自己本国政策的自由往往被国外投资者的需求所限制。
此外，世界金融市场的统一削弱了单一国家的货币主权，无论何时投资者和商人都能感觉到国家货币主权的岌岌可危，此一局势就意味着政策的选择权和政府的权威已荡然无存，因为：
匿名的全球资本市场规则是政府信用价值和稳定性的最后仲裁者，它比国家选举人的意见要重要得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面前，许多政府都感到彷徨恐惧。如果他们不遵守……市场批准的政策，那么他们的债务和纸币就会被出售，为此，他们不得不面对一次可怕的紧缩政策。
(Hutton,1994,p.13)
在20世纪60年代中，来自工党的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抱怨那些炒卖英国货币的神秘“苏黎世侏儒”(gnomes of Zurich)。他们的行为迫使英国政府贬值英镑以降低公众的消费水平。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金融家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政策，国家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整合程度决定了此类约束力的规模。
后福特主义
19世纪70年代曾经先进的资本主义饱受经济衰败之苦，再加之发展全球性公司战略的必要性，跨国巨头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全球金融事务对国家主权的侵害等趋势的联合作用，刺激了一个新积累制度的诞生，这也就暗示着在25年的平稳期后，福特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企业希望维持它们的长期扩张，同时又要与它们所处的新环境达成妥协，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组织结构重组，而是一个根本的转型。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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