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判断的本质在于自身等同的涵义(Sinn)，它不受判断所在环境的影响，也不受判断者思想状态的影响。意义的现实模式是构成逻辑存在本质的“有效性”(Gelten，Geltensein)领域。有效性既不属于心理物理也不属于形而上学领域，而属于不化简且独特的“逻辑”领域。[6]
海德格尔在20世纪10年代的立场仍然是胡塞尔的门生，尤其是与《逻辑研究》相关，海德格尔本人提到，这本书令他惊异但很难理解。[7]他的胡塞尔式立场是清晰的，因为在坚持逻辑领域的纯粹性之余，海德格尔还批判数理逻辑，认为它是“形式的，因此不能解决判断性意义，其结构与认知意义的实际问题”。[8]他论述邓斯·司各脱的文章[9]基本上是通过使用经院哲学，并用现象学的术语对其进行再造，从而辩护胡塞尔的现象学。[10]海德格尔第一转向的特点是他在《存在与时间》(与他早期对中世纪哲学逻辑的兴趣不同)中所称的“阐释学逻辑”，并且第一转向是通过他对此在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问题的研究而产生的。正如我们随后将要阐明的，海德格尔的阐释学(前结构)必须与胡塞尔1939年的《经验与判断》中详细阐述的前谓述经验明确区分开来。与我们对弗雷格和胡塞尔的研究相比，海德格尔的讨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差异，但是这种根本性不再涉及有效性和观念性；相反，它涉及人类存在与技术的形而上学问题。贯穿海德格尔哲学生涯的最终的问题是，存在(Being)的意义是什么[而非它是什么(τòτièστt)]?通向海德格尔批判的缺口是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或话语，或一般的人类表达，就是事物可以被理解的方式：沟通、决定和表现。海德格尔将表达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结构，它甚至优于视觉，在经验中起着根本的作用：
论数码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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