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具的中介作用中，我们会发现在不同数量级之间跨越的解决方式。换而言之，物质构造充当解决两个不同数量级之间紧张关系的“信息”并因此改变整体结构。伴随它的跨越则是再结构化，我们可以用西蒙东的转导来命名它。这也使我们能够发展一套在不同数量级之间建立一致性的普遍哲学方法，并系统性地建构一个(德勒兹意义上的)一致性平面(planeof consistency)。康德著名的二律背反可被视作为同一事物建立两个极端数量级的尝试。譬如，在第一组二律背反中，正命题为“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有限制”，反命题为“宇宙没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没有任何限制；它在时间与空间中都是无限的”。[62]不难看出第一个数量级涉及物理而第二个涉及直觉。这两个极端数量级问题的解决，成为康德的哲学方法并促使他系统性地发展出一致的理论。尽管弗洛里迪将他的方法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联系起来，此处我想重点强调解决。
我的方法论主要基于研究不同数量级的方法并致力于创立一个通过发展关系理论来连接不同数量级的思想系统。哲学概念可被看作试图克服两个数量级间不协调性的发明。因而哲学在本研究中是技术的。不过哲学家不等同于技术员。巴什拉写道：
最后，工程师不是创造并署名具有突出个性作品的艺术家。他是一名几何学者，理性方法的守护人，他所在时代的技术社会的真正代表。他如同物理学家，沿着近似实现的狭窄道路走下
导言数码物研究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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