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们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希腊人热衷于办学校，就意味着他们的童年概念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即便我们把斯巴达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管教方法在现代人看来是折磨——希腊人在如何管教未成年人方面，并不具备现代人认为是正常的同情心和理解。“对于管教儿童的方法问题，”劳埃德·德莫塞(Lloyd deMause）指出，“我收集的证据导致我相信，在18世纪以前，有很大一部分儿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受虐儿童’。”确实，德莫塞推测，“一百代做母亲的”被动地看着自己的婴孩承受各种苦难,因为母亲(很显然，还有父亲)缺乏同情儿童所必要的心理机制。2他的这种推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生活在今天的父母没有能力去同情儿童的，这居然是在有了儿童意识的400年之后。因此，当年柏拉图在《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里说起收拾不听话的儿童时，提出要用“恐吓和棍棒，像对付弯曲的树木一样”，将他们扳直。我们可以相信这是比古老的警告——孩子不打不成器—更为原始的说法。我们同样可以相信，尽管他们有学校，尽管他们关心如何把美德传给青年，但希腊人还是会对儿童心理学或者儿童养育概念大惑不解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希腊人为我们预示了“童年”这个概念。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把许多观念的产生看作是人类智力开化的结果。对于童年的诞生，我们应当感谢希腊人的贡献。他们虽然没有创造出童年，但是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以至于在2000年以后，当童年产生时，我们便能识别它的希腊之源。
当然，罗马人借用了希腊的教育思想,但他们发展出了超越希腊思想的童年意识。比如，罗马艺术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意识，包括未成年人和成长中的孩子的意识。这种艺术表现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在西方的艺术中再现”。此外，罗马人开始把成长中的孩子同羞耻的观念联系起来，尽管这在现代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但在童年概念的演化过程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且，在探讨童年在中世纪的欧洲和现代社会衰退的问题时，我需要引证这种联系。其目的，说实在话，就是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罗马人把握了这个精髓，值得永远受到赞扬，尽管看来他们把握的还不是全部，也不够全面。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写过一篇出色的探讨教育的文章，他谴责同辈们在罗马贵族儿童面前所表现的无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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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 德莫塞, deMause, 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40页。
2 同上，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