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总结说隐喻是它的动力，也就是说，词组、书、角色或历史都具有组织不同态度或经历的力量，并且可以赋予它们以意义。于是，雅典成为优秀文化的象征，哈姆雷特代表了犹豫不决的忧思，爱丽斯的漫游象征着在无意义的语义世界中寻求秩序。
我们暂且离开弗莱（相信他不会有意见)，但他所用的“共鸣”这个词还会伴随我们。我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
为了解释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的，我这里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他们没有书面文字，但他们丰富的口述传统促成了民法的诞生。1如果出现了纠纷，控诉人就会来到部落首领的面前陈述自己的不满。由于没有书面的法律可以遵循，首领的任务就是从他满脑子的谚语和俗语中找出一句适合当时情形的话，并使控诉人双方都满意。这一切结束之后，所有各方都会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真理重见天日了。当然，你会意识到这也是耶稣和其他圣经人物的方法，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口口相传的文化中，凭借语言的各种资源来发现和揭示真理，如各种记忆的手法、公式化的表达言。正如沃尔特·翁格所指出的，在口口相传的文 中，谚语是什么偶一为之的手法。“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想自身的内容。没有它们，任何引申的思想都不可 因为思存在于这些表达方式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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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翁格，《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的未来》，《通讯杂志》30：1（冬季刊，1980年)，第201—202页。
2 翁格，《口语和读写能力》，纽约：麦休恩，1982，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