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以相当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语言来定义政策，可能有助于政客获得来自许多不同层面的支持；精确性可以稍后再说。“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就是个模糊概念，每个人都可以团结在它周围。”她指出。事实上模棱两可能把事情做成，给政客以喘息空间，让他们致力于解决某个问题而免受媒体和公众关注干扰。因此，斯通写道，“立法者可以这样来满足做点儿什么’来解决问题的要求：首先通过一个具有模棱两可含义的模糊法规，然后让权力机构暗中敲定更具冲突性的幕后细节。”最重要的是，缺少了模糊性，冲突可能永远都解决不了，妥协可能永远都无法达成。“模糊性有利于谈判和妥协，因为它让对立双方可以凭借同一个决议宣告获得双赢，”斯通最后总结道。
要求政治更精确，要求政客把他们的想法记录到推文、“戳人”行为和博客帖子里，强迫他们对自己宁愿说也不愿做的想法表明态度，这都不可能改善我们的民主状态。我们必须抵制住诱惑，拒绝接受“互联网”的礼物，兴许它不过是伪装的灾祸。我们再也不能不首先调查什么值得做，就对这个数字技术新武库赋予我们的能力盲目迷恋了。
网络，领袖，统治集团
认为“互联网”能让我们摆脱政党，修复民主政治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这种观点要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连线》杂志一篇文章引用了著名技术投资人兼评论家埃丝特·戴森(EstherDyson)的一句话，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开放网络使人们能临时组织起来，而非拘泥于某种刚性团体，那么有组织政党也就不再需要了。”当然，戴森的情绪只是极客对现代政治（以及“互联网”修复现代政治的潜在可能性)普遍不安情绪的部分体现。正如《连线》这篇文章的作者乔希·奎特纳(JoshQuittner)所说，“网络只是达成目的手段。目的是对政府施以反向工程，把政治拆解成零件再修复它。”解决方案主义老早就跟互联网中心主义接上头了。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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