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Crick)在首次出版于1961年的《为政治辩护》(In Defense ofPolitics)一书中，对这套迄今为止最为一厢情愿的思维(及其对随意性、无能和阴谋诡计的不敬)做了最完美的批评。“假设圣西门所厌恶的随意性’不过是多样化的产物；无能’，不过是对局限性的感知；阴谋诡计’，无非是任何适度自由的国家都存在的不同利益的冲突……那么，这就是政治自身的特性了，而且是相当好的特性……本质上说，困扰对政治学满怀希望的人的，不过是普通政治里存在的冲突元素；令他们兴奋的，却一直是科学的特权，是它公认的统一性’好名声。”支持这后半段论述的思想(即科学的统一性)，早已被新一代科学史学家们所抛弃，他们遵循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科学范式，指出科学性的学科依赖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论证方法，而所谓统一性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神话。认为冲突对政治不利的想法甚至更加可疑。政治中存在那么多冲突，只是因为，有选择自由的人一定会寻求冲突性议程。圣西门所谴责的政治随意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真正自由的社会，追求何种自由几乎是不受限制的。因此，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什么算法或整套法律来解决接踵而至的矛盾和冲突。圣西门对自己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某种很有诱惑力的解决方案(虽不如“互联网”那么好，但是也足够好了)，只不过他所认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作该书时，伯纳德·克里克够有先见之明的。他预见到技术远不只是一堆产品和系统；它还可能是某种打着改革政治和清除缺陷旗号的思想风格，这种学说能“使人们摆脱缺乏确定性和妥协泛滥的局面……并且为纯粹的政治重新提供活动空间，使其重新得到发展。”克里克写道，这种学说的关键，是坚信“只要理解了权力和生产的技术，社会中一切……都能得到理性控制。”换句话说，克里克早就批判了解决方案主义；他自己痛恨的东西，互联网中心主义，也被一并带了出来，他给它取的名字叫做“唯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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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