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克里克对技术至上思维的批判，受到的关注不如同时代其他一些学者提出的类似批判：比如简·雅各布斯对缺乏想象力的城市规划的批判，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对所谓“强求一致作风”的批判，弗雷德里克·哈耶克对中央规划的批判，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以及迈克尔·奥克肖特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一下子都浮现在我脑海里。这些对规划者和改革者的自大自负所做的重要批判，大多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在人与其他人共同生活在城邦的体验中，有些东西本质上无法用公式化表达，也无法用优化技术来约减。思考和审议不可避免；哪怕是最完美的算法也不能让我们省掉它们，否则我们的政治文化将陷入枯竭。
因此，现代改革者的思维定式(一如其批判性倾向)有着广泛的知识分子传统“互联网”只是存在已久的冲动与欲望的激活器和巧妙的遮瑕霜。然而，否认过去二十年带来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创新浪潮，激增了不计其数修补政治的新方法，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好的意图，即便批着令人兴奋的混搭外套，也无法为天真正名。自克里克写下对技术思维的批评之后，有一个事实不曾改变：不先彻底理解是什么和为什么就去修补政治，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或者，说得直白些，按照愚蠢的想法行事，代价永远小不了。政治思维还有政治道德需要培养；它不是自发产生的，硅谷天才也不例外。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米格尔·安吉尔·森特诺(MiguelAngelCentento)对技术专家统治论的思维定式做了一番研究，他说得非常好，“高级学位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当代的利维坦’们(Leviathans，传说中的怪物和恶魔)构建这样的社会，人的寿命更长，痛苦更少。即便这样，那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专业知识能阻止利维坦把我们变得更加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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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