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制约新闻业发展的各种状况（从对个人职业安全的持续焦虑，到创作成功的在线内容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才能给我们一个更好更负责任的新闻业。与其说躲在“客观”或“中立”的标签后面，假装任何持记者证的人都自动认同这些价值观，更有建设性的做法，是去调查，究竟是什么样的障碍(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阻碍了这些价值观。如果“客观”和“中立”仍然被认为在从事新闻活动的环境中有用，那么支持它们冲破所有障碍的努力，一开始就可以诚恳些。
同样，Google也应当从镜子和反映的说辞后面走出来，承认自己在塑造公共领域的巨大作用，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扮演这个角色。“客观”是个艰苦的工作；不是说把重要工作委托给算法就万事大吉。新的算法霸主不能指望着扮演伦理机器人；只有通过自我反思和道德想象，它们才能不辜负其公民责任的重担。
哎，他们的现有态度远远及不上这个理想。《连线》的史蒂文·列维在他为Google所写的圣徒言行录式的传记里说，“布林和佩奇深信，如果Google算法决定了何种结果为最佳，并且长期点击率也显示该算法满足搜索者需求，这些搜索者就会干扰搜索结果。”他们真的相信这一套，但史蒂文·列维干嘛不费点儿心调查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技术记者是时候学学控制一下自己为圣徒代言的冲动，质疑一下硅谷滔滔不绝的这类故事了。
为什么布林和佩奇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他们又是怎么让几乎所有人都跟着相信的，我们需要对此加以解释，而不是视为理所当然。不能认定这种信仰不言自明地正确，就好像仅凭给定算法的技术效力，就足以解释google的成功似的。每个工程师都知道，达到同样目的，通常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其中一些方式，即使其呈现方式是纯技术的、毫无问题的，光用效力这一看似永恒的概念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这类概念硬要给自己贴上永恒和值得追求的标签；“互联网”理念是如何改变这类概念的诉求的；为什么是“镜子”而不是“引擎”成为解释Google的首选隐喻，这些都是我们关于技术的公共对话必须解决的谜题。
算法“守门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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