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吧，为了证明其创新和敢想敢干的态度，Google是多么喜欢突出其科学背景。这不仅是因为Google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吹嘘自己硅谷校园环境的根基，更是因为它主动把自己放到科学的万神殿里，在那里，例外可以被准许，指责可以被制止，因为高尚的使命不亚于启蒙运动本身。“我们是科学家。因此如果成功了，那太好了。如果没有，我们会试试别的办法，”埃里克·施密特说，他试图支撑Google产品的合法性(谁会疯狂到反对科学的发展并暗示这些产品中可能有一些需要改进呢?)，把Google尝试新事物的好奇心和能力表现成是科学方法的一种延伸。
然而科学确有其道德准则，在任何曾试图进行牵涉到人类的实验的人看来，这都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这类实验需要得到各种人类课题小组和机构研究委员会的批准。科学家们不只是自发地“尝试新事物”；他们往往早在进入实验室以前，就被迫对其工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深思熟虑。哪个机构研究委员会会批准Google堂吉珂德式的计划?它派大量信息采集车采集流动在WiFi网络中的私有数据。哪个机构研究委员会会批准GoogleBuzz项目?这个Google在社交网络的灾难性尝试到头来侵害了许多用户的隐私权。哪个机构研究委员会会对塞尔吉·布林在GoogleBuzz失败后找的借口感到满意：“我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件事关隐私的事情。”好吧，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家公司(尤其是像具备Google此种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司)，不首先确立对伦理困境的制度性重视，就率性“尝试新东西”。
也许Google对它作为公共生活保护人和守门人的新身份感到不爽。很有可能，复杂的伦理困境并不是它最初卷入时那个样子。它的商业气质与公共责任常常剑拔弩张，迄今为止，前者几乎总是获胜。埃里克·施密特说他不想“批评消费者做傻事……我们爱我们的消费者，即便我不喜欢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Google没有把自己当作《纽约时报》或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继任者。施密特没有把Google用户称为公民；相反，他把他们设定为“消费者”，这立刻就给公司的肩膀卸掉了很多压力。毕竟，消费者总是正确的，即使偶尔犯傻。只要Google愿意，尽可以假装它不存在公民角色；但这么做绝不会让这个角色消失。捍卫中立纯属胡扯，Google自己越早承认这一点，并设法负责任地行使其新发现的权力，未来它就越少犯GoogleBuzz或WiFi这类错误。
算法“守门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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