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本书尝试将我们的技术辩论从关于“互联网”的许多不健康不正确的假设里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其规范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继拉图尔和托马斯·库恩24(ThomasKuhn)之后，许多科学史学家也已开始接受，尽管以大写字母S打头的“科学”比“互联网”更有故事，对此不妨心平气和。只要有科学家认为存在大写字母S的“科学”，它们就值得研究，而不管实际上科学史学家们自己是否认同这种观念。
这个办法既简洁又稳妥，但我发现，在思考“互联网”以及它给公共话语、为改革项目分配优先度方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时，它又很难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指出解决方案主义的种种局限，却不同时指出我所谓“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局限，这是没什么好处的；没有后者，前者连一半效果都达不到。所以在我们可以着手讨论在政治或犯罪预防等领域的解决方案主义的缺点前，有必要更好地领会互联网中心主义给知识界带来的毁灭性影响，这是我们下一章将要面对的任务。如果能还原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本来面目，那么揭穿解决方案主义的真面目也就没有那么难了。
24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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