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套逻辑推至极端，如果算法能写文章，谁又需要作家呢？对守门人的这种批评在极客中如此受欢迎，其原因可能与之前提到的对宗教改革（那可以说是今天互联网文化的创世神话)的狂热崇拜有关。正如教堂被看作是多余有害的守门人（它妨碍信徒与上帝直接沟通），出版机构也被认为是对弥母和创意世界进行无中介访问的阻碍。有人满怀信心地说，“互联网”将使弥母摆脱创意人群的压迫，而正是这些人才敢声称，并非所有弥母都生而平等，有些实在是糟透了，或许根本就不该创造出来。
没人比亚马逊创始人兼CEO杰夫·贝佐斯更迷恋这种高度民主化的发展。他喜欢吹嘘说自己致力于消除守门人，因为它们“减缓创新”，阻碍“自助平台”(在此平台上，每个人都能出书，而且用不了几分钟)的发展，而这正是亚马逊自己极其热衷的。贝佐斯对机构的民粹主义式愤怒继承了马丁·路德抨击教堂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在他吹嘘说Kindle畅销书排行榜“挤满了小出版社和自出版作家，而《纽约时报》排行榜则被公认的成功作家所统治”时，得到了完全展示。他没解释为什么这个成就值得庆贺，似乎它是不言自明的，就好像一本书的制作方法和它的思想内容同等重要。Kindle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书，二十年后有多少还有人读呢?和弥母产业的其他解决方案主义弟兄们一样，贝佐斯似乎认为，出版的目的是生产数量最多的书籍，让最多的人读到它们。在文人看来，这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功利主义。这些书是数独谜题，还是托尔斯泰小说，根本没有关系，它只关心书籍下载量、页面翻阅量和创造出的弥母。
亚马逊的前途，有赖于解决方案主义者所钟爱的两个修辞策略。第一个策略是“创新对话”策略，所有创新，不管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后果，都被视为天然优秀。毕竟，创新是进步，进步怎么能是坏的？第二个策略是“工具对话”，它的目的是把技术辩论重塑为几乎只关乎工具的辩论，并进一步引申为工具以怎样的方式赋予了用户力量。两种对话都使我们关于数字技术的讨论变得贫瘠；两者都必须早点被认识到，并加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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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