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论的批评提出最发人深省、令人不安的观点，它一方面承认某些“情境犯罪预防”技术确实有效，另一方面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这类措施成为我们维持治安的主要方式（考虑到数字新中介机构的大量出现，不难想象这类举措会变得有多么占主流)，我们有可能会失去些什么。这类批评回避了手段和效率的问题，它假设手段正像设计师们想的那样发挥作用，从而对这类项目最终目的是否合乎道德、在政治上是否恰当提出了质疑。一个没有犯罪的世界值得我们去追求吗？让人不可能犯罪(而不是在事后给予惩戒)，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又失去些什么呢？这种方法对重要的民主价值观，如团结、异议和审慎有什么影响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不叫人看好。首先，许多评论家认为，究其核心，“情境犯罪预防”培养、并助长了公民之间的不信任情绪；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情境犯罪预防”的指导精神，是“最佳的政策，就是以适量的良性怀疑态度对待大多数的陌生人，甚至邻居。”大卫·加兰指出，“情境犯罪预防”背后的智性方法，不光“违背了传统的认识，也即认为秩序来自道德自律、服从权威，”也“颠覆了传统的福利国家信念，也即为了社会的有效运作，必须团结社会的所有成员，因为所有人都是包罗万象的公民联盟的一份子。”“情境犯罪预防”培养的世界是原子论的，自私的个体永远只关心安全，不光无法信任他人，更不可能展开道德推理。这样的人极为擅长权衡新报警系统的优缺点，但却难于衡量自身的价值。
另一点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个性有可能成为“情境犯罪预防”无情效率下的牺牲品。故此，对追求“实现人类美德的自动化”所固有的危险，加拿大法律哲学家伊恩·克尔(IanKerr)做出了警告。他形容说，那是“通过技术，而非道德或法律，限制、有时候甚至彻底消除道德行为，把人编程去做正确的事’。”克尔关心(他讨论的内容基本上仅限于最近出现的技术，如电子书或DVD上使用的“数字版权保护”，以及无人驾驶汽车)的是，这类计划会带来一种“道德无能”，人类把道德放到自动导航仪上，不再培养诚实的品性。克尔指出，“数字锁确实能保护业主实现特定的结果，但这是以放弃道德诚信工程为代价的。”
更少犯罪，更多惩戒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