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对“碰碰车”表示担忧，他认为，只有前两种机制才能保持美德，培养我们的个性，但布朗索德指出，只要在使用时给予审慎的考量，第三种技术机制同样做得到。比方说，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购物上瘾，你可以向银行提出请求，一旦你在同一家商店消费超过100美元，就冻结你的信用卡，那么，从事实上来看，你就从理性机制转向了技术机制。同样，如果你选择驾驶更安全的完全自动化汽车，因为你想要挽救别人的性命，免得自己惹上法律方面的麻烦，你并不见得离开了道德和理性的领域，因为道德和理性考量是你做出决策的幕后动力。
或者，我在这里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如今有些赌场依靠面部识别技术，识别、阻止此前就被赌场劝阻的赌博瘾君子再次进入赌场。虽说这里存在一些与隐私相关的问题（不过，加拿大的赌场最近已经通过创新性地使用加密技术，解决了最棘手的隐私问题)，但在技术的帮助下克服人的赌博上瘾症，很难说这有什么违背道德的地方。只要你是自己做出这一决定的，而不是让技术为你做决定，那么，把一些执法的事情交给技术去做，并不存在问题。不过，一旦出现第三方来代替你履行这种机制（不管是公司还是监管机构），事情就真正变得棘手起来。监管机构为什么想这么做呢？也许，这能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效用，减少犯罪，但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情境犯罪预防”和克尔的数字锁上。或许，监管机构相信，你受制于所有人都存在的认知偏差和局限，正因为此，你可能会受到诱惑去做你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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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