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的担忧有说服力，但他的分析里总有些地方让人感觉不对劲。首先，他将道德行为的范围定义得太过狭隘。假设你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喜欢在繁忙的交叉路口琢磨叔本华，而不是仔细盯着其他的车辆。但你同样是一个很有道德、很有自我意识的人，而且，为了生活，你必须每天开车上班。那么，考虑到你爱走神，你不愿意撞伤他人，你选择了最安全的汽车，车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自动化的。你大可以开心地想着叔本华，又不会从你最心爱的学生身上碾过去。这似乎有悖常理地暗示，有意识地做符合道德的事(尽管需要借助技术来实现这一愿望），反而损害了你的道德。当然，你不可能在每一次左转时都有机会表达你无可挑剔的道德感，但你对自己的驾驶能力拿不准，就把控制权交给了汽车本身，这同样是在表达你的道德心。
当然，还可以拿出其他理由来反对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比如说，随着城市进一步大幅度蔓延，它们说不定会彻底破坏美国残存的公共空间。但这种批评跟克尔对自动化本质的担忧非常不同。或许，我们可以找出很好的论点来解释，为什么掌握非自动化汽车的驾驶方式，跟修理摩托车具有同等程度的智性和审美刺激。同样道理，也有人会主张，依靠自然导航（如风吹的模式，潮汐的高度）比依靠GPS更可取；正如靠详细的菜谱烹饪，比让机器人来指示下一步怎么做更可取。正如最近有本新书的作者赞美自然导航时说，“较之使用这些方法，理解为什么它们管用更重要。”但这并非是对美德的真正关注；就算是《GQ》杂志的读者，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精通修理摩托车、自然导航，还同时是分子烹饪家4。选择是必须要做的，只不过，这些选择更多地是与美学有关系，而和美德无关。
驳回克尔的担忧还太早了点；相反，我们要把它再探讨得复杂些。法律理论家罗杰·布朗索德(RogerBrownsword)在最近的作品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适合的途径。按布朗索德的说法，监管机构可以使用3种机制来让我们做正确的事。他们可以通过道德机制，指出某事相较于完善的社会标准是对还是错，故此应不应该做。他们也可以通过理性机制，向我们的自利提出诉求，认为我们不应当做某事，因为它最终会害了我们。最后，他们可以通过布朗索德所谓的“实用性机制”。例如，本着“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家的精神，他们可以让事情从技术上变得不可行，不用再想着打动我们的道德或理性利益。
4分子美食是一种美食流派名，据说是世界上最前卫的料理方式。
更少犯罪，更多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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