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最后一类假设，就是卡斯·桑斯坦(CassSunstein)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所说的“推搡”(nudge)层出不穷的原因：“推搡”，是以聪明的方式摆布人选择默认设置(作者称之为“选择架构”)，让你吃健康食物，为了退休而储蓄。推搡之于摆布，一如公关之于广告：它在无形和不言明的条件下完成了所有的背景修补，把事情做完。最有效的推揉让当事人产生了“自己当事”的假象，却不给他们太多的选择。
布朗索德认为“推搡”存在两个问题。“推搡”看似属于理性机制；通过“修补”我们的“选择架构”，监管机构似乎正是为了我们的自利着想。但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选择恰当的机制，以及何时在不同的机制之间进行切换，应当付诸公共辩论和审议。换句话说，说节省汽油钱就是开节能汽车的“正当”理由，不见得没有问题。同样道理，说保持苗条、找到更好的工作、更漂亮的伴侣就是少吃饭菜的“正当”理由，也不见得没有问题。没错，也许我们希望人们开节能汽车，应对气候变化，停止中东的冲突。没错，我们希望人们少吃些饭菜，因为新近的研究暗示，肥胖率的增加跟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没错，也许，正如一些持“对肥胖保持宽容”立场的活动家所主张，不应该对超重污名化，我们真正看重的应当是“健康”而不管人高矮胖瘦，都可以强壮、健康。
“推搡”仍然属于解决方案主义，只是采用了其他的手段。单纯依靠技术层面的命令强行对某事施以“推搡”的伎俩，是以为社会上对目的和手段存在共识，可惜这样的共识并不存在。随着“推搡”的层出不穷，有关我们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的不同意见，可能确实销声匿迹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问题施以“推搡”伎俩真的管了用。“推揉”带来的效率，有可能是被迫达成共识（而不是在公共领域进行真正的民主商议）的结果。
更少犯罪，更多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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