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发挥积极主动的道德公民意识，人需要知道事情还可以怎么做；人需要至少从抽象上把握这些技术的可逆性。这种眼光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我们的技术环境，能够提高或减少人提出质疑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技术环境的构建方式)。如果你只去过纽约地铁站寥寥几次，你大概以为，使用全身式入站闸是运营现代化地铁系统的唯一方式。因此，你不大可能对当前安排的公正性提出怀疑，也不大可能发挥出布朗索德和杜威所赞许的那种积极道德公民精神。
与此相比，柏林的系统，则主要靠理性和道德机制来发挥作用。每当你看到检票员对逃票搭便车的人处以罚款，你就有了一次反思车站无入闸方法是否恰当的机会。或许，你会得出结论，这套系统太宽松了，或者，检票员太严格了，又或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被逮到逃票，不应该吃官司。柏林的构建环境更接近杜威设想的那种能促成道德公民精神的道德环境。反过来说，纽约的系统太有效了。从解决方案的意义上来说，它符合所有人的设想；就像史蒂夫·乔布斯说的，“它管用。”故此，那些叫人不舒服的问题(比如关于正义和不平等，种族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根本没机会拿上台，这反倒成了一件值得庆贺而非哀叹的事。
然而，赞美这样的效率是一种成就，莫过于堕落成了解决方案主义最卑鄙、最极端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解决方案主义有可能优化了现行公交运输系统，但它无法跳出这个框框去思考；因为它有意识地封闭了公交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的反思空间，让人不大容易设想出更佳的安排。当然，这里我们也忍住诱惑，不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技术；技术本身，并不是杜威式思考和道德生活的对立面。布朗索德对实用性、以技术媒介的机制论述得过于简单当然，论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能够刺激（而非妨碍)思考的技术，也想必十分复杂。若是设计得当，技术可以扩大（而非压缩）造就我们道德生活的协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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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