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车站上候车乘客社交网站个人资料等信息，算出发生种族冲突的概率。
司机甚至可以直接拒绝最可能导致发生冲突的乘客上车。
这样的新交通系统会很方便吗？当然。它会给带给我们罗莎·帕克斯吗？恐怕不会，因为她一开始就绝不可能坐到公交的前面。很可能，完全高效的座位指派系统（在无处不在的技术、传感器和面部识别的配合下），剥夺了美国历史上最令我们感到骄傲的一刻。通过诉诸道德或理智机制而执行的法律，留给人足够的摩擦空间；摩擦孕育张力，张力创造冲突，冲突引发变化。反过来说，如果法律通过技术机制执行，产生摩擦和张力的空间都很小，变化的余地也就不大。
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Schneier)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称赞“叛离”(隐晦地表达“违法”之意)是“一个创新的引擎，一种免疫学的挑战，确保大多数人的健康，抵挡单一文化带来的风险，它是多元化的蓄水池，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先进的安全系统容易转为制度化，整合到巨大的官僚系统当中；如果警务职能转入技术之手，再加上技术带有的中立光环，以及它看似无关人类利益及制度的自然起源，甚至会让这种制度化的进程，以十分不明显的方式，发展得更快。施奈尔指出，受这类措施保护的社会，不一定道德，更不见得可取；它们有可能相当可怕。建立一种让人不可能违法的技术环境，就等于是关上了对社会变革异常重要的社会调节阀。“有时，告密者需要公开文件，证明自己的政府在老挝、柬埔寨进行了非法的轰炸行动。有时，怀加工厂的工人需要联系记者，讨论雇主在安全措施上的不作为。还有时候，一位黑人妇女需要坐在公交车的前排，拒不起身。没有了叛离者’，社会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停滞把持了局面。”施奈尔指出。约翰·杜威想必同意。
然而，社会变革的出现，不一定需要公众漠视法律(如禁酒令），也不一定需要非暴力不合作(如罗莎·帕克斯)。有时，只要违反法律就足够了。有些时候，因为口袋里装着大麻被逮捕，好过你根本没法把大麻放进口袋里，因为逮捕更有可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引发公众对禁毒法令的辩论。另一方面，预防犯罪，却通常是一桩沉默的无形买卖。此外，丹尼尔·罗森塔尔认为，在案件没有提交给法院之前，法院不能做任何事，这意味着预防犯罪削弱了法院在审查法律好坏、过时与否中的作用。他指出，“尽管法院通过宪法审查、司法解释和普通法分析模式来调整法律……但若是法律不呈交到法院(提请法院介入，是人违反法律的结果)，法院无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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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