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战的角度而言，这里真正的敌人并不是犯罪学本身。相反，犯罪学里用来支持“情境犯罪预防”类方法的东西，来自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理性选择理论偷偷把效率邪教从后门里塞了进来；它不讨论道德、品格、美德这一类问题，也对此做了完全的回避。因此，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当前的困境是特例，是新技术的结果，是我们对新技术浅薄认识的结果。事实上，用数字技术进行统治的企图，是一种远为长期的趋势(它们可能属于大卫·加兰控制理论的文化范畴)带来的后果，只不过，这一趋势并非始于硅谷。
有人担心，苹果及其相关设备（奇特林眼中的“首席怪物”)或许会带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正确的事。可惜，这种担忧来得太迟，也太过误导。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了，要挑战它的逻辑，必须在所有战线上向它发起全面挑战，而不仅仅是在iTunes商店里挑战。我们认为苹果的模式吸引人，不是因为史蒂夫·乔布斯催眠了我们(尽管这是一部分的原因)，而是因为苹果采用了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随处都能碰到的模式。继续把“互联网”或“网络空间”想象成一片独特的概念性版图，按照其自身趋势和喜好发展和操作，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好处。我再强调一次，“互联网”只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带来的结果，而非原因。
更少犯罪，更多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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