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凯利许诺说，这一切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技术想要的无非是进化，技术本身就是其他形式的进化。因此，他指出：“技术元素的进化，也即观念的有机体，模仿了遗传生物的演进，只不过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技术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技术；抵抗徒劳无功有谁想要挑战大自然呢？凭借这一简单的认识，凯利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能够解释从恶意软件“震网”(Stuxnet)到GoogleGlass的每一种发展，他只消声称：这就是技术想要的东西。
我们只需要发展合适的倾听工具，其余的自然会随之而来。所以，凯利指出，“只要倾听技术的故事，预测它的趋势和偏差，跟踪它当前的方向，我们就能有望解开个人的困惑。”他还曾写道，“我们可以选择修正法律、政治和经济假设，迎合未来既定的技术轨道。但我们不能逃避它们。”所以，他想要说的其实是：技术有自己的故事要讲；我们应该倾听它，并对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假设做相应的修正。
但人们或许会问，既然我们能够塑造技术发展的轨道，为什么还要修改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假设呢？如果这些轨道并不是既定的，那会怎样?如果我们能监管Facebook和Google，为什么还要改变我们的隐私概念？如果我们能够限制情境犯罪预防和数字先行制止激发的各种措施，不让它们影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审议，又何必纵容它们肆无忌惮地蔓延？再说，我们又该将从前的假设修改到何种程度呢？如果凯利假装听到的技术之声，其实不过是硅谷公关部门的营销话语，那会怎么样？凯利才不会为这样的问题烦心呢；相反，他倒向了有利于创新的方向，他断言：不应该浪费任何弥母：“对新想法的最初反应，应当是立刻付诸尝试。并且，只要它存在，就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检验。”这对你是个好消息吧，听到了吗，地雷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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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