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讨论了阿米什人及其对技术的公然拒绝(有人或许会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明确地表达了上述情绪。凯利对阿米什人最感困扰的地方就是，阿米什人拒绝使用某些技术，实际上放缓了各地的创新：“通过限制职业范围，收窄教育领域，阿米什人不光阻碍了孩子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间接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凯利从没想过，政治社群有权自决，只要这些社群是通过民主方式来限制技术的(当然，阿米什人并非一贯如此)，其实对人类是有好处的。凯利非但不批评阿米什人不民主的手段，对其意图达成的目的也漠不关心。
类似地，在讨论对技术施以限制的时候，凯利认为，所有此类的限制都没有用，甚至有害。“如果我们以全球性的视角看待技术，禁止的做法似乎很短命。尽管某个地方可以禁止某种东西，但它会在其他地方茁壮发展。”他继续说，“在全球性市场里，任何东西都是消灭不了的。地方上可以禁止一种技术，但它只会溜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但我们分明是住在一个由地方社群规范技术的世界里，为什么应该采用全球性的视角呢？一种技术在一个地方消失，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因为在前一个地方，社群认为这种技术不可接受，又有足够的力量执行禁令；而在后一个地方，社群信任这种技术，或是力量太弱，不足以抵挡营销攻势。
凯利想法的问题在于，尽管名义上谈的是技术，骨子里却是在谈政治；更糟糕的是，它鼓吹的还是相当恶劣的政治。没人会喜欢这个想法：技术就跟纳粹主义一样，是自然的延伸(唯有失败的可能性，才强迫其转入更为务实的模式)。凯利谈论自然与技术时说：“技术的主导地位，归根结底，来自……造就星系、行星、生命和意识的同一种自我组织。”不妨再看看这一段：“我们往往把人造技术和自然分离开来，甚至把人造技术视为反自然的，无非是因为技术发展得足可与其本源一较高下。但究其起源与基本，工具和我们的生命一样自然。”现在，让我们把凯利的宣言与纳粹技术官僚弗里茨·托德(FritzTodt)的哲学比比看。托德说：“如果说，技术的创作在外在表达上与自然互相矛盾，是因为技术的真正本质是自然法则带来的结果，这就太矛盾了……技术的创作，必然要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昂然展现；不能纵容技术变成没有盲目的、任性的措施，与自然发生冲突。”纳粹听到了技术的声音：技术为他们带去了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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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