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把焦虑和“技术恐惧症”混为一谈的做法，其实由来已久。历史学家伯纳德·里格(BerhardRieger)研究了20世纪早期英国对新技术的矛盾反应，他发现，这种矛盾情绪其实很少阻碍创新。相反，他认为，“应当把矛盾情绪理解成英国公众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支持了有益于创新的文化。”事实上，对技术的矛盾情绪或许是一种完全理性、健康的反应，因为新设备的实际运转情况，是超出大多数外行人理解的。出于这个道理，里格写道，“面对创新需要行为理性，而诸多同时代人只能在了解新技术、科学地认识新技术的基础之上才能做出理性行为，”前一需求与后一事实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种态度，正是我们今天应当竭力找回的东西。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老生常谈的宽慰，“我们只需要等待自己的规范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就行了。”可这里的局面同样非常复杂。技术权威人士经常引用一个故事：19世纪末照相机的迅速传播，造就了整整一代的业余狗仔队（也叫“柯达客”，Kodaker)，并引发了有关隐私之死的第一场大辩论。几十年后，争论还在继续，可随着公众学会与这种新设备共存，上述的担忧就退居幕后了。这里逻辑直接来自凯文·凯利：公众注意到了照相机技术的既定发展轨道，并对其假设做了相应的修正。如果我们能对照相机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对“互联网”这么做？
但这个公众对技术做出明智反应的故事，有多大的代表性呢？它为什么就该是未来行动的模板呢？调整规范只是我们诸多可能反应中的一种；有时候，这种适应兴许并不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只是集体行动失败带来的结果。历史上也有许多集体行动发挥作用的例子，依靠明智的政策，再对技术进行各种修改，令得我们无需面对技术改变自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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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