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用20世纪初的消除噪音运动跟柯达客的故事比较一下。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噪音似乎变得无处不在：电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工厂嗡嗡不休，司机按响喇叭（更不用提，还有颓废的中产阶级开始在门外给地毯掸灰，在晚上弹钢琴)。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反噪音联盟(AntiNoiseLeague)，以及德国防止噪音协会(German Association for Protection fromNoise)等—联合起来跟对抗噪音威胁。他们不知疲倦地竞相制定法律，禁止产生某类噪音，同时还向公众介绍多种抗噪创新：无声打字机、悬浮地板、静音电机、静音轧碎机和气动轨道车等。
荷兰历史学家卡林·拜斯特菲尔德(KarinBijsterveld)指出，在英国，反噪音联盟发起的多种运动令得政府1934年修订了《道路交通法》，规定车辆必须安装消音器以降低排气噪音，禁止销售因年久失修而噪音过大的机动车，晚上11点半到上午7点在市区内禁止鸣笛。在纽约，禁止不必要噪音协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necessary Noise)确保医院和学校周围建立静音区，成功地制定了反对航运不必要鸣笛的法律，甚至还减少了国庆日燃放的烟花数量。
维也纳或许是最有趣的例子。反喧闹活动家要求进行的改革（由德国知识分子特奥多尔·莱辛领导)，基本上都失败了。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白费，通过公开辩论，他们把安静变成了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牢牢地将之变成了市议会要解决的一项挑战。正如历史学家彼得·佩尔(PeterPayer)指出，“通过改变公众对声音环境的认知度，他们的努力不仅影响了城市空间重构的方式，还影响了城市民众对这一空间的感知和使用方式。”尽管莱辛的许多提议听起来很怪诞(他希望在部分地区由专业的、集中的掸地毯服务来帮人们解决家政清洁问题，还要人们关起窗户演奏乐器)，但另一些提议，今天看来也相当合理，比如“使用橡胶轮胎和更安静的路面材料，消除车辆通过时造成的刺耳声音；对要穿过城区的货物仔细包装，减轻货物抖动发出的咔哒声；在公共花园和森林保护区里里修建学校，确保学习所需要的安静氛围。”在具体措施的倡导方面，莱辛或许失败了，但他提供并维持了改革派的想象空间（部分原因在于，他早期的反噪音活动，跟他喜欢的另外两项事业捆绑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
更少犯罪，更多惩戒
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