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意味着当时没有技术失败主义者；有许多人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专家一样，用他们那一套“必然如此”的故事，认为噪音只能留存，维也纳人必须与之共处。如果维也纳人倾听了技术的声音（考虑到周围的噪音，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们大概会毫无疑虑地接受局面。正如彼得·佩尔的解释，“反噪音运动的批评者们认为莱辛及其支持者是抗拒进步的狂热分子。莱辛们拒绝忍受噪音，被视为软弱、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神经质迹象。据说，只要尝试，人就可以习惯噪音。”换句话说，新规范没影了。
当然，噪音并未从我们的城市中彻底消失，但我们可以想象，倘若反噪音活动家们倡导的措施一项也没有通过，现在会是怎样的情形。诚然，规范是可以改变（被噪音包围也令得人们对噪音更加宽容），但集体行动和明智的政策结合起来要有效得多。为什么这不能是我们关于“互联网”大辩论的模板呢?
如果我们不使用像“技术”、“互联网”这样的大字眼，挑战技术失败主义会更加成功。我们需要把文化、知识和政治上的偏见（比如凯文·凯利）揭示出来，将之从我们的辩论中剔除掉。我们要从硅谷的宏观恋物癖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审查个别的技术。
以自动面部识别这类复杂生物测定技术为例。如果你卡在技术自主、宏观主义的视角里，你有可能无可奈何，接受了之。这是《Slate》杂志科技专栏作家法哈德·曼约奥(FarhadManjoo)的建议，他写道：“技术迈步前进，普通人（基于面部识别被跟踪的人，被投入监狱的人，或遭其他方式骚扰的人）会遭到附带损害。”这就是技术自主论的悲观适应论调：前路必然会有血光之灾，但抵抗是徒劳的。但突然之间，曼约奥又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向我们许诺说，规范会再次适应：“不过，我们很快就能学会与它共处了。如果拿摄像机对着人、获取对方姓名没问题，礼仪，甚至相关的规定，都会随之发展起来。”为了确保我们不会为了这一技术发起政治活动，曼约奥再一次提醒我们抵抗徒劳：“回头已经太迟了：要是如今你的面孔、你的名字都上了网，你就已经随处可搜了……不想自己被人搜索？那就下线，或者离开家门时永远带着滑稽的帽子和假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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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