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他说，“把你在Facebook和Foursquare发布的所有签到信息，跟你刷过信用卡的餐厅结合起来，再加上Yelp发来的用户评论，看看你周围还有哪些评价高的餐厅，你还没去试过。”如果消费者可以自己收集数据，或者授权公司代自己收集，效果再好不过了。
大瓦解
硅谷这一回可没开空头支票：“数字储物柜”最有可能保证我们获得更优惠的折扣。“赋予权利”这种说法并不虚伪，至少并不完全虚伪。但光从它们会带给个人消费者怎样的权利的角度来思考这些变化，会漏掉一些更为宽泛的、出乎意料的后果，也即为自我揭露创造更多的动力。一旦我们带上那顶技术结构派的帽子，跳出个人消费者的视角，研究自我跟踪和数据储物柜会怎样改变此类消费者接触其业务的社会政治环境，我们就能看到一幅非常不同的画面。
披露决定很棘手，因为我决定跟踪、释放一些有关自己的信息，对其他许多兴许从没听说过数据储物柜或自我跟踪的人造成暗示。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选择跟踪、公布自己的健康情况，而你选择不这么做，那么，迟早，你不作为的决定，会被人看作默认自己有所隐瞒。因此，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选择自我跟踪和自我披露（想必选择自我披露的人确实不害怕披露），不想自我披露的人(包括那些宁肯自己保留数据的人)就处境艰难了，甚至不可能再选择不自我披露。
不妨这样想：我们所有人都有权不使用手机，不开设Facebook个人主页。但这种权利在一个几乎人人都用手机、都有Facebook账号的社会里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大家会认为，没有手机、没有Facebook账号的人是不合群的怪人，他们保持低调是有原因的而且，那些原因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对吧？执法机构已经把没有手机的人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或毒品贩子了这就把你远离某种技术的“权利”变成了一个笑话。围绕拒绝开设Facebook账号的数字顽固分子，也出现了类似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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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