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跟踪-共享心态，拒绝参与这场盛大聚会的人就会承担巨大的社会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上一场关于自我跟踪道德的辩论；跟踪并发布我们日常生活某一方面的决定，并不纯粹地来自改善个人福祉的迫切要求，就像家里要消耗多少水、多少电的决定，并不纯粹地来自我们的经济负担能力，或是我们的物质需求。一旦人们把隐私看成能够推动人类繁荣的促进器(硅谷的许多人当然是为了这个想法而奋斗的)，我的自我跟踪决定(不管它能带给我多大的个人利益)，就应该服从于更为复杂的道德评判，而不仅仅限于量化自我传道士们现在承认的那个程度。斯科特·佩皮特迎上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故此，如果说，你量化自己的选择(不管是出于个人喜好还是追求利益)必然会让我量化自己的选择’承受瓦解的压力，那么，你的选择就具有了深远的影响。要是我就是一个不希望知道自己所有实时数据的人，可我们的社会却演进到了必须进行此种测量的境地，那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从审美或是心理结构上就极度讨厌量化；如果它跟我一贯以来的自我认同、自我认知方式存在冲突，那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佩皮特还指出，有必要问一问，“什么样的人艺术家？学者？作家?最受这个以量度为基础的世界放逐和排斥呢?”因为，量度的指标似乎有许多。比方说，很难找到一个有完美信用评分的作家；再多来10个诸如此类的指标(绝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的），就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还愿意冒险涉足写作行当了。直至现在，我们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虽然原因有很多，但缺乏足够的数据显然属于原因之一），带来了大量很难说得上合理的“自担风险”，而“自担风险”反过来助推了文化和社会的创新。如果个人招股说明书的发明，让人不愿意自担风险了，那会变成真正的损失。不过，隐私瓦解的潜在可能性，并不是我们担心自我跟踪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对这一现象次要效应表示担忧，已经是对量化自我爱好者们的大让步了。了解量化计划的结构性限制（它们追求事事披露，但有哪些东西是它们并未披露的呢？不妨放大观察一下)，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另一条有力的批判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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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