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后一部分是典型的硅谷式废话：怎么不说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碳排放，还有肥胖率呢？凯利的积极乐观（positivism)，连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也要大吃一惊6。但凯文的宣告，也跟长久以来的科学传统有关系。历史学家西奥多·波特(TheodorePorter)在《信任数字》(TrustinNumbers)里敏锐地记录下了这一点：科学界一贯认为测量是客观性的，纯粹推动性的。可惜，和他们所说的其他事情一样，我们的数字推动力常常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凯利的逻辑来自19世纪开尔文勋爵(LordKelvin)提出的一句著名论断：“无法测量，就无法改进。”开尔文之前一百年，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也吹捧过测量的好处：“如果这些证据无法得到称量和测算，如果这些效应不能进行精确的测量，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切地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了多少的好，多少的恶。”在这个意义上说，量化自我延续了一个强大的智性传统，同时也继承了困扰尼采及其追随者的无数弱点：开尔文和孔多塞一样，凯利很少讨论“无形的”东西，包括伦理上的和美学上的。这一点，是担忧量化自我这一新运动的大好理由。
然而，就算说回有形的东西，情况也远远比我们的自我跟踪派哲学家们说得要复杂。加里·沃尔夫曾写道，他对量化自我的主要灵感，来自“宏观镜”(macroscope)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企业家吉尔曼·托儿(GilmanTolle)，按照他的定义，“宏观镜”是“一套旨在提高我们收集自然数据、分析其意义能力的技术系统。”“自然”里存在数据，可以简单地进行收集和发现，而无需考虑我们收集数据的工具，这些工具的知识体系，人类阐释的多层次性这个天真的想法，是信息简化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对于有待进行收集的数据，首先要有人来决定（或听从其他人的判断）：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设备，出于什么目的去测量什么东西。我们选择对现实进行怎样的切片、强调哪部分元素、遮挡哪部分元素，将极大地影响我们产生的测量数据种类。
6“positivism”既可以表示积极乐观，也是“实证主义”的意思。
高尔顿的苹果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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