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自我运动的一大危害是，因为坚信自然里存在数据，信徒们不会怀疑(甚或反思)测量方案本身是否合适。而测量方案，是数据收集工作的基础。在沃尔夫看来，世界是黑白双色的：好人(也就孔多塞和开尔文的继承者）衡量数据，坏人拖后腿，拒绝这么做。你想加入哪个阵营？因为这豪言壮语如此简单，它和凯文·凯利的技术思考很类似：你要么做一个像他那样的技术爱好者，要么做一个“邮包炸弹客”7(Unabomber，凯利在书里用了一整章内容和这坏家伙进行假想的对话)。除此之外，对技术再也没有别的思考方式。
出于这个原因，一如凯利热情地捍卫技术，沃尔夫也同样热情地捍卫量化。两人都是在整体层面上做各自的事情，故此都忽视了实践和方法的多元化问题。但针对特定的现象，我们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从多种测算和量化途径中做出高度必然性的、痛苦的选择，甚至包括拒绝对其进行量化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对量化道德观详加考量。正如社会学家温迪·伊斯佩兰德(WendyNelson Espeland)和米契尔·史蒂文斯(Mitchell L.Stevens)的评论所说，“量化道德观应当研究测量如何塑造了世界，同时坚决拒绝不管是科学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自以为是，也即认为测量独有地、特权地贴近了现实。”量化的尝试往往也是简化的尝试而简化总是带有政治上的意味，尤其出于可测、可管理的原因而抛弃了其他问题阐释途径的时候。
7指泰德·卡辛斯基。在1978到1995当中，他为了对抗现代科技而举行了全国性的投放炸弹行动，以邮包或放置炸弹的形式造成三死23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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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