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无线电，电视，甚至还有电报(干嘛是电子邮件而不是更好的电报？），在互联网上重新发明了自己。然而这只是增加了我们调查的混乱，因为既然大多数其他技术都以“互联网”为媒介，那就更难想象这一切会怎样被别的东西所取代了。如果“互联网”离去了，看上去我们的整个技术装备（我们的科技博物馆和历史教科书里展示的所有人工制品)似乎都会随之而去。
但或许，我们无法想象后“互联网”的生活是因为我们认为“互联网”哪儿也不会去。如果公众讨论是风向标，“互联网”的终极目的（它对终极技术与终极网络的信仰)已经得到广泛接受。这是硅谷版本的历史的终结：正如弗朗西斯·福山13(FrancisFukuyama)在其颇具争议性的阐述中所说，由资本主义驱动的自由民主仍然是城里唯一的游戏，由资本主义驱动的“互联网”也是如此。从逻辑上讲，它是神赐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人类绝不应该抛弃它或把它搞得一团糟。因此，尽管“互联网”可能会颠覆一切，它自身绝不会被颠覆。它就待在这儿哪儿也不去，而我们最好惟其马首是瞻，发现它的真性情，把它的特征当作金科玉律，汲取它的经验教训，相应地重新翻修我们的世界。如果这听上去像一个宗教，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
比如说，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说，“立法者应当顺互联网本性而为，而不是逆势而动”，当数字政治学的著名评论家丽贝卡·麦金农14(RebeccaMacKinnon)指出，“如若没有重大升级，我们的政治体系将继续推出与互联网不兼容的法规”，就正突显了“互联网”这一概念。广受欢迎的技术博客兼作家杰夫·贾维斯讨论德国人对隐私的复杂感受，他谈道，“想到自身传统将要陷入与互联网文化的根本冲突，德国人对未来便产生了某种难以自拔的恐惧。”他援引的也正是这个“互联网”概念。
13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一—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让他一举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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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