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这种对量化道德的关注，跟沃尔夫在宣言里倡导的高度鲁莽的方法比较一下。他写道，“寻找数据是正常的。崇拜数字是现代经理人的决定性特质。为了对付心怀不满的股东，公司高管会在口袋里装满数字。参加竞选活动的政客，向病人提供咨询的医生，在电台谈话节目里痛骂地方球队的球迷，也都是这样。”是的，所有这些人都在寻求数据，但寻求数据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有一些方法更好还有些时候，不让数字包围自己，说不定会更好。毕竟，安然、安达信和雷曼兄弟公司都有经理人和股东；小布什时代遭人痛恨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把学校的资金跟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里，对数字的崇拜可谓泛滥；为患者提供咨询的医生，就算看着相同的数据，也总是有着不同的意见。
从营养主义到教育主义
脱离应用背景称赞抽象的量化，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难道我们真的希望人们单纯因为“量化”很酷，或是因为几个启蒙思想家说了该这么做，就进行自我跟踪吗?这就像要求人们，在凯文·凯利的领导下，光为了对抗“炸弹杀手”，就总是在抽象意义上投奔新技术的怀抱，不管技术的具体应用会具有多大的破坏性。相反，我们需要确认量化方案在什么时候不合适。它们在什么时候会妨碍对现实进行方方面面的阐释？它们隐藏了哪些东西？我们观察不到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呢？看似不相干的政治项目会以怎样的名目调用它们呢？不提出有关意义的尖锐问题，我们就很难做得到而这，正是量化自我运动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回避了的方面。
《平衡中的世界》(World in the Balance: The Historic Quest for an Absolute SystemofMeasurement)一书作者罗伯特·克里斯(Robert Crease)感叹说，“我们的视线常常偏离太远，全忘了我们测量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测量，而是一味关注测量本身。”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克里斯劝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对测量不满意的方面，也就是它无法带给我们的东西。“要解决这些不满意，”他指出，“不是靠抛弃现有的测量方式，寻找新的、更好的测量方式，因为后者最终也会变成我们不想要的东西，要加以放弃的东西；也不是靠装作我们追求测量之外的东西。”相反，克里斯说，“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最初，人类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创造了‘测量’。而测量，却干扰了这些目的。”我们该怎样才能意识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技术灵感来自让孔多塞兴奋的同一种量化举措，但尽管它略微改善了考试分数，实际上却有可能对教育造成糟糕的影响？我们必须首先问自己，我们最看重教育的什么方面，而这，基本上是一个有关目的恰当性的问题，跟效率没有关系。
高尔顿的苹果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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