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营养主义的过程中，斯克利尼斯将营养主义的崛起与量化的简便、魅力挂上了钩。他指出，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趋势，“营养物质、食品成分、生物标记（如饱和脂肪、千焦耳、血糖指数、身体质量指数)被从食物、饮食和身体过程中抽象出来了。它们从更广泛的文化和生态范畴中抽离出来，逐渐代表了食物与身体健康关系的决定性真理。”斯克利尼斯对营养主义的批评，和尼采批评相信能通过数学对音乐排名的天真科学家没有太大不同。不能把营养知识简化成简单的公式；而需要进行批判性思考，可不同的自我跟踪计划，却以一种非常有悖常理的方式，力求让我们彻底放弃对食物的思考。解决方案主义最根本的推动力，就来自这种逃避思考，用由算法创造的永恒真理取代人类判断的冲动。布鲁诺·拉图尔曾对“事实事件”(mattersoffacts)和“关注事件”(matters ofconcern)做了区分，前者，以一种不切实际的古老方式，将所有的知识论断表现为稳定的、自然的、非政治化的存在；后者，则是一种更现实的模式，意识到知识论断一般是片面的，只反映了一组特定的问题、利益和议程。在拉图尔看来，对我们政治制度加以改革的方法之一，就是承认知识是由关注事件构成，找出所有受此类事件影响的东西；自我跟踪的扩散，以及用数字取代思考的倾向，有可能让我们永远地陷在事实事件范式中，无法自拔。
一旦我们不再思考优化，不光执行，甚至就连想象对“被测量”、“被跟踪”的制度进行改革，也困难了许多。量化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它鼓励政府不去费功夫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而是简单地将所有问题交托给公民去解决。干嘛要规范高度加工的食品，提高农贸市场的准入门槛，禁止快餐连锁店对青少年打广告呢?毕竟，我们可以简单地赋予单个公民力量，让他们自己监控自己吃掉了多少卡路里，不用再费功夫采取政府级别的行动，假装肥胖是个人意志薄弱、无视自身进食量造成的结果。一旦自我跟踪跟个人责任这一简化政治意识形态联手，就会妨碍人进行不间断地反思，而在约翰·杜威看来，不间断地进行反思，才是民主生活的核心。
高尔顿的苹果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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