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的这种霸权特征(也即用量化取代思考某一现象的其他有意义的、但可能是无形的探讨途径)非常让人不安。在热情、甚至是用心良苦的自我跟踪人士手里，食物成了最小化生病风险的另一种方式，而不是享受有限人生的方式了。过分强调营养含量信息，会不会最终取代我们对食物的其他判断标准呢？诚然，自我跟踪主义者会安慰我们说，这种新的信息只是对现有信息的补充；但它实际上很可能会取代(而不是补充)其他标准。
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并不太难理解。通过量化获得的一大优势是，让手边的问题便于处理；一旦用数字来表示，我们就能讨论它会随着时间发生怎样的改变，衡量其他因素怎样对它造成影响，等等。故此，解决方案主义和量化，是存在内在联系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了不起的作品《国家的视角》(Seeinglike aState)中写道：“某些知识和控制形式，需要狭窄的视野……[狭窄的视野]清晰地定焦现实有限的方面，要不然，现实就太复杂、太笨重了。反过来，这种简化，让视野中心的现象变得更清晰，更容易进行精心的测量和计算。”所以，为了限制解决方案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损害，人必须找到方法，恢复一部分被这种“狭窄的视野”抹杀了的角度。
数字帝国主义
伊凡·伊里奇写作的时候，智能手机尚未发明，但控制论和系统理论的概念已经渗透到公共辩论中了。他注意到，自已同时代人对需求、欲望和必需品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伊里奇看来，必需品和欲望是固定的：我们必须要做出艰难的道德抉择才能放弃。可需求，却是现代的创造物；我们认为需求是灵活的（或许是受麦迪逊大道上广告公司们的影响?)，我们相信，需求是可以识别出来的(通过量化，或者更多的自我反省)。因此，我们不会从道德的角度去看待“满足我们需求”的项目。1987年，伊里奇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中说了一番话，预示了未来自我跟踪的一些症状：
268
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