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玛丽亚·凯嘉(Maria Kaika)在《畅流之城》(The City ofFlows)写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水、电、气和信息的供给，似乎是奇迹般地就进入了家庭领域，不知道具体来自什么地方，又好像来自每一个地方。就算是垃圾处理，也无非是把东西扔进墙上的洞，垃圾和臭味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垃圾处理过程的终点，就是把垃圾袋扔进那个洞里。”知道我们的智能垃圾桶里有什么（这是BinCam等项目争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并不等于知道垃圾离开垃圾桶之后会怎样。和前者相比，后者对环保改革重要得多。
我们对垃圾处理知之甚少，我们对云处理也一样；只有很少人知道它具体包括了些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以及我们可以怎样改变。监控我们扔掉了多少垃圾、消耗了多少水，从“云端”上传下载了多少信息，并不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复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数字想象力”让我们用数字来思考，也即，想到我们消耗了多少东西，又可以拔掉哪些东西的插头(这算是最好的情况了)，但它永远无法推动我们思考怎样生成一组不同的数字。认为只要每个人都少洗一分钟澡，气候变化问题就能解决，这未免太过天真；真正的解决办法需要更大幅度的牺牲，甚至要跳出洗澡问题，到其他地方去打这一场恶战。
另一位人类学家维罗尼卡·斯特朗(VeronicaStrang)在《水的意义》(TheMeaning ofWater)一书中评论道，计量，至少是自来水公司所提倡的计量，嵌入在一套复杂的经济系统当中，该系统本身是建立在有关资源所有权、以及什么是最理想的资源管理手段等特定假设上的。按斯特朗的说法，“水电表具体落实了私人所有权，并赋予了管理者而非全体用户判断何为浪费’(政府机构的辞令更具外交色彩，说那叫任意’，或非必要’)用水的权力。”因此，她写道，水表“也完美地表达了社会个人化，它让人认为，自己在家这个城堡里使用的资源，脱离开了更广阔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有人或许认为，量化自我运动是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故此无需承受此种压力，但其实不大可能，因为企业既制造用于自我跟踪的设备，也拥有数据分享的网络平台和信息公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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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