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心态的所有缺点和偏见，都巧妙地融合在贝尔的观点里。他对技术自主性及其社会必然性的讨论就是这样—抵挡发展趋势没有意义（“究其整体，社会是走在通往‘全面回忆’技术的大路上的，它将改变你周围的世界”)。对这一技术发展轨迹施以任何政治、社会性的干预，都被说成是“灾难性的反革命”(贝尔的原话如此)的一部分。贝尔写道，“只有法律或政治上进行一场庞大的社会工程，才能阻止[终身记录对现代生活方式产生的深远改变。那种灾难性的反革命听起来有点勉为其难了。”或许，“法律或政治上的庞大社会工程”(也就是民主决策的基石)不对他的胃口。可以预见的是，贝尔也是“终身记录”技术客观性、中立性的忠诚信徒，在他看来，“数字记忆是客观的，冷静的，平淡的，准确得不容追悔。”
《全面回忆》里还穿插着无处不在的承诺：只要我们等得足够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发明新的社会规范，判断终身记录何时恰当，何时不恰当”）；还有宽慰：个人有能力控制这种技术（“你会实现全面控制，任何时候你都能及时收手”)。在贝尔眼里，就算所有人都掌握了能对一切进行终身记录的技术介质，个人也能享受到充分的自主和独立。他没给信息政治经济学带来任何一个问题。这也就难怪贝尔看到的一切都染着一层玫瑰色的光晕了；他的想法，跟推动我们养成信息分享习惯的趋势并不一致。
因此，他带着自己一贯不加掩饰的热情写道，“如果世界跟随我的引领，全面回忆’将成为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加密会很普遍，电子回忆会存储在瑞士的数据银行，分享很谨慎也受限制。”
但世界有多大的可能跟随贝尔的引领呢？或许，贝尔还没看过达沃斯公布的文件，“隐私是一种资产类别”(至于那些达沃斯的人，我听说，对瑞士银行略知一二)。人们恐怕会问，谁会建立贝尔热心提倡的数据银行呢?到目前为止，建立数据银行的可能会是Personal.com和Singly这一类的企业，它们利用结构性诱因让人们分享所有数据(尽管分享过程是加密的)。如果在贝尔眼里，瑞士银行只是把客户的钱锁在保险柜里就赚到了可观的回报，那他对银行业务的认识可真是错得离谱了。
超人条件
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