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贝尔最糊涂的地方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认识。他一个70多岁的人，写起文章来却像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仔，全然搞不懂社会互动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而来互相拆台、含沙射影和自以为是。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形容理性主义者时说，“就好像一个只懂世界语的人，没办法知道世界不是从20世纪才存在的。”拿这句话来形容贝尔这样的解决方案主义者也合适，只不过，贝尔这类人懂的唯一一门语言是C++。在贝尔眼里，所有这些骗人的做法都是邪恶的，为了让我们进入全面的透明和诚实，必须从社会生活中去除掉。
贝尔讲述了自己的数字档案怎样帮他为朋友的庆生会写出更好的祝酒词。他兴奋地说，“我的生理记忆让我和伊万的关系变得很单调，但我的电子记忆临危受命，恢复了我们友谊历史的意义，让我得以为他的生日写出一份得体的祝酒词。”听起来很了不起，除非人意识到：“终身记录”一旦普及，人就别再想借自己记忆脆弱、不完美来找借口了。在贝尔的未来里，如果你不拟定一份精心撰写、篇幅长达10页的祝酒词给朋友（内中穿插着各种你俩早就遗忘的隐晦笑话和轶事)，那就是你干得还不够努力。靠着“终身记录”，你找到车钥匙的平均时间缩短到了：5分钟。因为“终身记录”带来的不必要琐碎事情，你损失的平均时间是：一辈子。
有时，贝尔对真相的执着似乎有点病态。他想记住的一切，什么都不忘记，不管事情有多么黑暗、多么暴力、多么具有破坏性。“决定权在你手里：只要你有胆量，多少真相你都能对付得了。在法庭上，我们只要真相，全部的真相，毫不欺瞒。这可能很痛苦，但我相信，更好的记忆真的会更好。”贝尔说。在法庭上，我们确实要求真相，但为什么会以为人类的所有社会互动都跟我们的法律制度一样呢？在我们应对他人或自己的过程中，难道就真的就没有欺瞒的空间吗？欺瞒，就不能和遗忘一样，有助于维持(甚至促成)更道德的生活吗？正如哲学家大卫·尼伯格(DavidNyberg)所说，“在一个讲述真相的世界里，不光可以容忍因为偶尔失察造成欺瞒；欺瞒本身也是基本的能力元素，帮助我们组织、塑造世界，在不同的人当中解决协调问题，应对不确定和痛苦，在需要的时候讲究礼貌、保持隐私，实现物种的生存和繁荣。”宏伟的解决方案主义式安排常爱追求完美，无从考虑到人类生存条件里的这类棘手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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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