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时置身多个道德伦理世界；这些世界可能由不同的承诺和原则支配；指望我们同时在所有这些世界里达成很高的成就恐怕不切实际—这些可能性，贝尔从来没有想过。他认为存在某种通用标准，某种共同基准点，可以比较你做家长时的行为与做朋友、做同事时的行为。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在他著名的“复杂的平等”论述中指出:
不公正的社会有利于简单化的项目，因为后者认为，成功实现一项社会利益，能转化成普遍的成功……反之，公正的社会，则有利于复杂的人生计划，[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关爱的家长，合格的工人，坚定的公民，聪颖的学生，挑剔的批评家，忠实的教会成员，乐于助人的邻居。毫无疑问，很容易想象人以这样的方式分配自己，赚回各种并非互补关系的形容词…如果我们确信，事情本来就该这样，或者，每一种不同的特质都能实现不同的奖励，没有一种通用奖励可以适用于所有特质，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同时瞄准所有的这些不同特质。
将一种社会益处（真相)置于最高地位，只对其进行奖励的简单化项目，贝尔就是很合适的例子。他首选的解决方案充分、全面的数字记忆有助于推动这一益处，并在此过程中迎来更好的社会。沃尔泽的告诫(也就是“公正的社会……则有利于复杂的人生计划”)揭示了贝尔解决方案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置身多个领域和环境，并始终处于追求多个不可调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目标的过程当中，那么“完美真相”技术的帮助就很有限，因为考虑到我们只能安于次优的结果，自我欺骗说不定算不得糟糕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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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