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思应该保存什么，记录(不管多么全面）都可能让人忘记琢磨所记录事件的相对重要性；庞大的存档，反倒可能隐瞒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随着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组织着手处理庞大的幸存者证词档案，他们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克朗多夫估计，6大收集证词的主要机构，累积收集了长达17.75万小时的证词。这大概要持续观看20年时间比希特勒的统治期还长8年。对研究人员而言这可能是一座宝库，但要把它变成纪念大屠杀事件的有效途径，却还存在极大的挑战。
正如保留并不意味着记忆，删除也并不意味着遗忘。让计算机擦除事情很轻松：按下“删除”键就完了。但人类的意识可没有故意遗忘这个功能；告诉自己别去想，你是忘不掉那件事的。你可以从硬盘上删除文件，但对文件的记忆(以及对你抹除了该文件这一事实的记忆)或许会永远伴着你。贝尔抱怨居然有人不愿记住某件事的“真相”，可这些人并不是在问他脑叶切断手术或生理诱发的健忘症。他们刚刚只是得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对过去的某些事情，他们宁肯不去想。他们有信心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吗?当然没有。但人选择不去接触能唤醒可怕回忆的事情(比如童年时受到虐待、强奸，或是跟另一半经历了可怕的分手)，这又何错之有呢？
我们有义务永远记得做错的事和承受过的痛苦——这莫名其妙的刑罚是建立在一个可疑的道德基础上的。神学家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Volf)曾在《记忆的终结》(TheEnd ofMemory)一书里对此直接做过批评。沃尔夫认为，我们不必以为“记住”永远能带来比“遗忘”更有道德的结果。他写道，“记忆不光是单纯地保护一个人，也可能会伤害到另一个人。它不见得能团结受害者，更可能孕育了冷漠，强化了暴力的循环。它不见得是如实地承认错误，也可能助长受害者的虚假自我认知和不公正需求。它不见得能愈合伤口，更可能往伤口上撒盐。”当然，记忆也不见得会做所有的这一切这种可能性，沃尔夫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了。关键在于，怀着对贝尔的敬意，我们不应以为记忆随时随地都是正确的事情。解决方案主义不能取代道德推理；我们不应该光因为它容易做，就默认由此而来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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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