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遗忘，我们也不应该草率地投入便利的补丁和解决方案里。如果说，像贝尔和凯利这样的极客信奉能让我们摆脱遗忘选项的技术补丁，也有些极客希望使用快速的技术补丁促成遗忘。例如，网络法律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Mayer-Schoenberger)认为，我们需要开发技术，让我们能为私人和公共文件设定保质期，好让尴尬的图片或其他让我们感觉不适、或导致社会冲突的文件能到期自毁。
这或许是一个简洁的解决方案，但它同样忽视了遗忘什么时候是恰当的，什么时候是不恰当的。姑且不提前文已经提到的删除文件不等于遗忘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某些环境下，宽恕或许比遗忘在道义上更可取。一旦用技术形式表现出来，解决方案主义就剥夺了我们对各种情况恰当性的讨论与思考；它从上至下强加了道德，却不给我们质疑(以及在必要的时候，修改附着在技术里的简化道德真理)的渠道。
哲学家阿维塞·马格利特(AvishaiMargalit)对宽恕做了有益的区分：一种，是作为删除的过程，他称之为“抹杀”，一种，是作为掩盖的过程，他称之为“划掉”。如果你想擦除你写的东西，有两种方式。你可以把它删掉，让它没了影，按马格利特的说法，就是把它“抹”掉；你也可以把它划掉，在原稿上留下痕迹，也就是说，你把它“划掉”，你在掩盖它。对马格利特来说，掩盖的画面是“在概念、心理、道德上比抹杀’更可取，因为]划掉比把记忆当成一桩罪行彻底删除更好。”马格利特的论点很复杂，它建立在政治哲学和历史之上，认为真正的宽恕不是要忘掉罪过，而是要无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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