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技术能够(靠篡改事实证据轻微地)帮助我们遗忘，但对宽恕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即便宽恕，也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取；它同样需要进行调查，不能想当然。解决方案主义没法减少我们做决策的杂乱无章，原因很简单：技术不能为该记住什么、该遗忘什么的道德困境提供便利的答案，因为并不存在这种便利的答案尤其当问题以抽象形式提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看到技术补丁便利可用，就认为它们在道德上可取；后者绝非板上钉钉的事情；终身记录和文件过期技术看似有着无可争议的道德真相基础，可这种基础并非理所当然。我们要意识到，贝尔等技术至上主义者兜售的廉价、人工人类记忆替代品到底是什么—无非是更廉价、更快速的存储数据方式罢了。
杰里.斯普林格(JerrySpringer)的营养观
当像戈登·贝尔等终身记录人士尝试唤起我们对记忆的公民责任来招募新信徒，另一场新生的极客运动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有责任审慎地消耗信息，思考它的营养价值。这是量化自我运动的外延产物，只是走到了不同寻常的岔路上。它希望自我跟踪和终身记录能让我们对自己每天阅读的内容更有觉悟，对自己的消费习惯进行相应的调整，而技术公司越来越置身我们和公布的资料之间，应当积极参与进来。
乍看起来，这个想法似乎很有吸引力，不存在争议。如果你花了太多的时间浏览FoxNews.com，为什么不看看《纽约时报》的网站呢？如果你只看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消息，干嘛不去跟进一下歌剧歌手安娜·奈瑞贝科(AnnaNetrebko)的最新消息呢？如果你迷恋最新款iPhone，为什么去探索一下最高法院最近论辩的官司呢？过去，大家都使用纸张，很难衡量每个人的阅读内容；诚然，也有些市场调查，一部分人也有借阅证，但基本上，监控我们阅读习惯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日记里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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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