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确定，我们确实患上了信息肥胖症，约翰逊就希望我们把局面的控制权抓到自己手里，开始监控自己日常信息习惯。和食物一样，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自己消耗了些什么。“第一步是要意识到，这里涉及到选择的问题。”约翰逊写道。“为了健康地生活，我们必须将信息消费习惯从后台的被动频道冲浪(channelsurfing，指手拿遥控器在多个频道中频繁切换)，转入前台的自觉选择。”故此，监测和自我跟踪成了这一努力中的有力工具。
正如先前所述，我们的疾病通常源自多种因素的组合，营养只是其中之一。许多研究都证明，主动运动和超重降低疾病风险概率，远远大于过分单薄和被动运动。但就算人只看营养这一个因素，也不难看出：如果前往最近的农民市集需要一辆车和大量汽油，那么，这就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尽管人人都有保持健康的愿望。
作家克莱·约翰逊(Greg Critser)在《肥胖国》(Fat Land: How AmericansBecame the Fattest People in theWorld)里指出，阶层和收入往往决定了吃健康食品的便利性。他指出，“穷人……过着比富裕人口更松散的生活。他们更有可能出现医保中断，收入中断。食物，以及购买食物的能力，也存在类似的松散状态：有时候觉得富足，有时候却挣扎在储藏柜空空如也的边缘。于是，人们有冲动今天能吃就赶紧吃，总觉得明天有没有下一顿可吃还是个问题呢。”一旦我们考虑到贫穷和收入不平等这些结构性因素，那么肥胖就需要完全不同的解决途径了，不能简单地将之定义为缺乏个人责任感，缺乏有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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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