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饮食”说法的问题在于，它将公民重构为被动的消费者，不可能指望他们参与媒体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复杂事务。因此，他不鼓励推动更强有力的公共广播或禁止负面广告的活动，而是要求消费者采用更符合逻辑的选项：如果现在的网站营养太低，不妨换上另一个。如果克莱·约翰逊是讨厌大政府的右翼分子，持有这种情绪或许可以理解(但还说不上谅解)。可约翰逊是实实在在的铁杆左翼，他是蓝州数码公司(BlueStateDigital)的创办人之一，该公司是2008年帮助奥巴马当选的咨询巨头。
诚然，约翰逊可以反驳说，这种饮食监控不会取代政策和公共参与，而只是附加措施。或许确然如此。但身为典型的极客理论家，约翰逊不曾努力改变我们在当前媒体环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现行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经济。从饮食的角度重新评估媒体环境—什么样的媒体和科技公司会接受这样的设想呢?哪些企业不会这么做呢?Facebook和Google是会喜欢这套计划(因为它提供了另一条证据，证明这两家公司对用户现在已经过多的监控有道理)?还是讨厌它(因为“社会媒体”的营养分数比传统报纸要少)?《华尔街日报》的读者来信页面，“营养卡路里”跟新闻页面一样吗?格伦·贝克(GlennBeck，保守派政治评论家)的关注者从电视上消费他，比从网络上消费他，所得信息卡路里更少吗？
观点和蔬菜不一样。凡是吃过一根黄瓜的人，都可以合理地认为，下一次吃黄瓜不会给自己带来健康威胁；人不需要再吃一根黄瓜，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可包裹在TED讲演里的观点（推想起来，约翰逊大概会认为TED讲演是富含营养、卡路里低的信息摄入源)，不见得就是好的观点；人没听过讲演，没把这个观点放在大量其他观点构成的宽广语境之下，就无法判断其营养价值。根据信息的来源估算信息卡路里，有可能妨碍同等重要但立场相悖的观点（并来自边缘、劣势的源头），以有力的姿态进入公共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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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