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公民参与唯一的模型，除了无所不知，还有其他方式来思考负责任的公民意识但包裹在量化、自我跟踪和个人责任的语言里，“无所不知”把自己打扮成了唯一客观的、绝对的真相。我们再一次碰到了解决方案主义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公民危险之一：社会工程师，沉迷于“互联网”带来的诸多可能性，不再认为他们着手的问题存在若干互相竞争、互存争议的解决办法和改革。他们为互联网中心主义所蒙蔽，只要找到跟“互联网精神”（哪怕这种精神本身的定义就有欠清晰)相呼应的解决方案，他们就心安理得。
幻影和背包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在他的代表作《幻影公众》(ThePhantomPublic)勾勒了一种非常不同的、也更为现实的公众参与模型尽管很多人都污蔑李普曼是个独断专行的技术统治论者，但这个模型直至今天仍很有潜力。李普曼理论的前提很简单：，公民不可能无所不知，更不可能无所不能。没有任何技术或政府政策能改变这一事实（至少民主政权里不可能)。李普曼认为，“(公民)不可能知道任何时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关注一件事的时候，其他的事情早已千变万化。”他说：“除非他能找到一些理性根基，把注意力放在最有益处的地方，与他固有的业余方式相适合，要不然，(公民)就会像同时想舔三块骨头的小狗一般不得要领。”按李普曼的说法，理论家们很少拿得出合适的标准，解释为什么要支持一桩事业胜过另一桩而倘若没有这样的标准，普通公民很难看得出，为什么朝鲜应该比伊朗更重要，砍伐森林应该比水资源枯竭更重要。当然，面对有一些问题，公民确实提高了声音，走到了一起，而这就是公众形成的时候。李普曼认为，把“公众”看成是永恒的整体，有着界定清晰的固定利益，这没什么作用。只有当争议闪现，一群公民围绕一定的问题凝聚在一起，才是最合适的时机思考怎样从公民参与中获益哪怕只是因为解决问题旧有的制度化方式不够用了（如果制度化方式还够用，那么一开始就不会出现紧张局面，公众也没有形成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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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