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关注公众的形成，而不认为存在某种业已形成的、固定的、特定的公众。这种认识有一个好处：它允许我们关注公众形成的物质（放到今天，也包括了虚拟)条件。引用前一章出现的例子，推特挑选给哪些主题加上“趋势”标签，就能创造非常不同的公众。也就是说，公司是单纯地靠数量、或者通过参与辩论的多元化集群的数量，还是通过每一集群内部辩论的激烈程度来定义流行性，会影响到形成什么样的公众、公众如何维持、有什么样的共同点。简而言之，李普曼的目标是表明公众是流动的、动态的、本质上脆弱的实体，公众不是“凭空”找出关心的议题，而是探讨如何界定、如何阐述这类议题；公众创造议题，议题也创造了公众(故此，我们又有了一个原因要更密切地关注他们所使用的沟通底层结构)。
不过，最重要的是，李普曼认为，这种认识公众的方式，能带来更有效的行动，因为它“节省了人作为公众成员的注意力，要他们对无能为力的事情尽量少花精力。这样，当他们成为公众……构成在社会动荡中声张自己最大利益的一部分，也即，参与可能有助于消除动荡的干涉，他们的活动是有限的，故此方便他们回到自己的事情上。”简单地说，他宁愿公民只做一件事，做得很好；也不愿他们事事都做，事事烂污。
说李普曼推崇某种狭隘的政治失败主义很容易，事实上，有些人也正是这么做的。的确，就算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很少，鼓励他们关心，理由也很充分。但更仔细地看，这种抱怨是离题的：公众形成和公民教育项目可以同时进行。公民可以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时形成力争改革现行气候变化教育体系的公众；而另一些人则结成主张气候变化不如金融危机重要的公众，等等。从这个角度解读，李普曼决不是什么技术统治论者：是的，他承认将专业工作委托专家解决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委托的具体条件，能够、也应当不断进行再评估。
超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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