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起来可能像是一场高度理论性的晦涩辩论，和当今的数字文化没多大关系。不是这样的。在李普曼写出《幻影公众》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技术大师们(以及我们的民主理论家)仍然忽视他的思想，把公民想象成无所不知，需要学习太阳底下的一切事情。当然，这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值得担心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它跟解决方案主义的回潮有关，而解决方案主义提供的又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项：一劳永逸地修复公民。如前所述，新的数字中介实现了干涉我们消耗信息方式的可能性，藉此干涉，提倡更好、更健康、更多元化的信息饮食。这样的修修补补本来难以撼动电视和报纸的地位，因为这两者是以大众为目标的；有了GoogleGlass和最新的电子阅读器，外加其高度个性化的做法，一切有了可能。依靠推搡和其他类似的招数，让人们关心非洲和朝鲜，突然有了可能。
起初，这样的建议在增多“意外发现”(据信，“意外发现”会受数字技术的持续攻击)的语境中蓬勃发展起来。因此，伊莱·帕里泽(EliPariser)在《过滤气泡》(FilterBubble)一书中写道，“工程师通过设计过滤系统，可以解决‘意外发现’……让人们看到日常经历之外话题。”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帕里瑟希望互联网公司积极地提供消费者尚未消耗，但认为你应当消耗的内容。“如果亚马逊预感到你是犯罪小说的读者，”他写道，“它能够主动向你推
超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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