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技术的涌现，20世纪这样的宣告更多。1913年，一封写给《科学美国人》编辑的信里说，马可尼的发现可以无需任何技术设备，就让“相距遥远的人类之间的……沟通……随心所欲，随时可及。”不到10年，《科利尔杂志》(Collier)上又有一篇文章赞美无线电是“巨大的文明推进器，”能够“向各处传播文化”，带来“全国各地区的相互理解，团结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目的，让我们成为强大而严谨的人。”而且，既然它能够在一个国家之内做到这一点，它恐怕也能在世界范围内这么做。1915年，杰克·伦敦在论及“图像的时代”时，宣称“神奇的胶片彻底消灭了时间和距离，把世界各地的人带到一起来。”
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计其数（热烈地赞美电视机、核能和传真机无尽的世界主义潜力)，延续至今。所以，看到“互联网”有望把我们团结成世界村而大感兴奋，这很容易理解。但我们这里的辩论，不应该在可行性上就吵个筋疲力尽；我们还应当讨论一下可取性。
彼得斯指出，以为更好、更快速、更廉价的通信能解决沟通的问题，可能是个错误，因为误解或许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永恒特点，而何以如此，原因也很充分。“发送明确的信息，”彼得斯写道，“可能不会创造更好的关系；我们越是彼此理解，说不定越不喜欢对方……沟通’把自己打扮成解决人类固有烦恼语言，限制条件，多元化的简便办法。”但这些都是错觉；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快速补丁，因为它们的根源不在于传输系统出现了故障，而在于人们有着多种多样的目标、价值观和利益。有时候，光是对话，不能在这些东西之间建立桥梁；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政治行动。说回本章开头所附的彼得斯的警句，解决方案主义者认为更好的通信就能解决沟通的问题；而反解决方案主义者则意识到，我们所以为的“沟通的问题”，恐怕从来就不是问题。
超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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