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茨收集了一整套例子说明自利的邪教怎样导致了心理学家所谓的“过当效应”(overjustificationeffect)，也就是说，对本来无需外在奖励的任务引入了奖励，改变了人追求这一任务的方式和原因。施瓦茨援引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用非常规方式促使参与者想到金钱；比方说，让参与者看到屏幕保护程序是各种面额的纸币漂浮在水中。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诱使参与者减少帮助他人的意愿，宁肯独立工作，而不愿团队合作。
另一项研究测试参与者会怎样分配团队合作工作所得的报酬。事实证明，如果把有着明确货币价值、但本身不是交换载体的商品（比如糖果）支付给参与者，参与者会采用平均分配，人人都得到相同的份额。可要是用金钱补偿参与者，他们会根据每个人承担了多少工作份额，等比例地进行分配。施瓦茨指出，“人类是未成品’；我们有理由认为，人要靠社会制度来最终完工’。”如果我们采用外在激励，一些类似的计划或许能发挥作用，但我们不能光因为它们有效果，就忽视了它们的代价。要让人做正确的事，激励并非唯一方式。
政治理论家露丝·格兰特(RuthGrant)在新书《附带条件》(StringsAttached)里对当代社会朝外在激励转向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格兰特回应了施瓦茨的一些结论，认为激励往往会让人过分狭隘地阐释自己的责任；在对各种胡萝卜和大棒做出响应的过程中，公民失去了对共同事业的崇高目标和价值观。格兰特认为，激励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看似聪明的奖励计划，往往事与愿违，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第二，激励措施(尤其是货币类)往往排挤了人不那么唯利是图的动机，对人的性格产生了不利影响。最后，激励机制会自我强化，如果人们习惯了因为好好开车、分类垃圾获得报酬，一旦奖励消失，就有可能放弃先前的做法。因此，格兰特写道，“奖励是一种存在先天局限性的工具……一旦取消，作用就结束了。奖励治病不除根；它们只是表面修复。因为它们不能解决成因，如果不采取其他手段，那就永远都需要它们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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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